金陵書局由晚清名臣曾國藩始創於同治三年五月，是晚清成立時間最早、影響最大的官書局，亦是晚清書籍官刻由中央向地方轉移的重要事件。金陵書局之肇建，為「當事諸公，因時立制，以經濟一時之變者」，雖是官辦但又不在朝廷官制之列，故原始檔案文獻大多散佚，除當事者的文集、書信、日記等一手文獻外，存世最多的只有刻印之書。百餘年來，有關金陵書局的論述，考史實者多，研刻本者少。為此，筆者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和已有研究，以《中國古籍總目》《中國叢書綜錄》等公藏書目、《官書局書目彙編》等發行書目以及《書目答問補訂》等推薦書目的著錄為基礎，梳理出題金陵書局和江南書局牌記的書112種、3046卷（重刻重印者不計）。本文將以此為基礎，論述金陵書局的興盛衰落、編校活動以及與晚清社會在刻印和傳播方面的互動。
書局之興衰
金陵書局從同治三年（西元1864年）五月成立到民國三年（1914年）併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，存世時間長達半個世紀。從書籍刻印看，金陵書局的發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。
曾文正公畫像
第一階段：同治四年至同治十三年。集中刻印經史，突出經世意識，共刻印書籍61種。所刊刻者皆為五經、四書等童蒙書。同治六年三月，曾文正公回任兩江總督，抵達金陵後，開始謀劃長遠，與書局同僚共同商定刻書計畫，繼續刊刻《十三經》和《前四史》，還刊刻了《文選》、《漁洋山人古詩選》、《五七言今體詩鈔》、《五種遺規》。同治八年，曾公調任直隸總督後，又命張文虎校刻《讀書雜誌》。曾公主張「義理、詞章、考據、經濟」兼而取之，但強調根柢義理之學而求經世，讀書不在多而在「慎擇」，因此所選的書都是各門學問的經典。
同治八年時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與浙江書局、崇文書局、江蘇書局公議合刻《二十四史》（隨後淮南書局亦加入其列），其中金陵書局承擔了「十四史」的校刻。同治九年十月，曾公三任兩江總督。同治十一年二月，曾氏去世後，均以校刻「十四史」為主，並於同治十二年刊刻了《曾國藩奏疏文鈔合刊》，以紀念曾文正公。
第二階段：光緒元年至光緒十六年。以刊刻史地和欽定義疏為主，新刻印書籍26種，重刻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經部書籍10種。這一時期，劉坤一、沈葆楨、彭玉麟、左宗棠、裕祿、曾國荃先後任兩江總督。光緒初年的刻書，主要是由提調（總編）洪汝奎組織，基本延續同治間刻印經史的計畫。新刻印的多是史部書籍，如光緒四年刻仿汲古閣本《史記》，光緒六年至八年刻成《元和郡縣圖志》、《輿地廣記》、《元和郡縣補志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《元和姓纂》等史地和傳記類書籍。曾國荃於光緒十年至十六年任兩江總督時，共刻印了《禦纂七經》、《古文苑》、《近思錄集注》、《王船山年譜》、《湘軍記》等17種，是書局刻書的一個小高潮。但相比同治年間，此期已明顯後繼乏力。
第三階段：光緒十七年至宣統元年。刻印書籍涉及史、子、集三部，新刻印20種，重刻同治金陵書局本經部書籍11種。光緒十七年曾國荃去世，劉坤一接任兩江總督，後又與張之洞交替任兩江總督。在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刻印了《徐騎省集》、《勸學篇》等書，其中《李氏五種》為李鴻章於同治九年出資刻印，光緒十八年又題金陵書局牌記印行；重刻了同治間金陵書局的易、詩、禮、小學等6種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後，劉坤一命令裁撤書局人員、停止撥款，書局只能靠賣書周轉。期間僅刻印了《釀齋訓蒙雜編》、《異聞益智叢錄》、《續古文類纂》。光緒二十七年，張之洞和劉坤一聯名奏請設立江楚編譯局，主譯西書，金陵書局和淮南書局都併入其中。直至清朝覆亡，金陵書局只刻印了《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》、《權言》兩種書。
第四階段：宣統元年以後至民國十四年。此時期書局未再刻新書，只是售賣同光年間刻印之書籍。
金陵書局曾有諸多別稱，如：江寧書局、江南書局、江南官書局等。查考刻本，用於牌記者有「金陵書局」「江南書局」和「金陵官書局」三個。其中，「金陵官書局」只見於《聖門名字纂詁》1種。江南書局牌記最早出現在同治十一年刻印的《毛詩詁訓傳》。從牌記使用看，題金陵書局刻印者95種，其中重刻者6種；題江南書局刻印者33種，其中新刻印者23種，重刻金陵書局本者10種。江寧書局、江南官書局只是俗稱。
書局之編校活動
在晚清地方官書局中，金陵書局名士雲集，刻印書籍以校勘精審而著稱。這主要是就同治年間而言。
金陵書局舊址
同治年間，金陵書局的編校人員，大多是曾公幕府中的宿學之士。如汪士鐸精通史地之學；張文虎精於天文算學；劉毓崧、劉壽曾精治《左傳》；劉恭冕精治《論語》；戴望精治今文經學和《管子》；唐仁壽精通音韻等。他們大多不願或不能仕進，專意學問。編校人員的學有專長、校刻經驗豐富和心無旁騖，是金陵書局編校品質保持高水準的保障，晚清其他地方官書局可以說無出其右。而曾公去世後，同治末年光緒初年，這些人或他出，或去世。這在刻印數量上得到體現。金陵書局在同治年間共刻印書籍61種，光緒年間新刻印50種，宣統年間只刻印一種。
金陵書局刻印書籍中，翻刻本共有71種，占刻印總數的63%；其中，同治年間翻刻本共有45種，占翻刻數的63%。因為多是翻刻，所以校勘尤為重要。在人員保障的同時，金陵書局還有一整套編校流程。同治六年三月，曾公回任兩江總督後，命周學濬、張文虎草擬章程，四月親自改定。經過一段時間實踐後，曾公於同治七年正月廿一日「三更後核定刻字法式四條、書局章程八條，約改三百餘字」。這就是《金陵書局章程》。雖然這個章程沒有流傳下來，但通過《張文虎日記》，我們可以瞭解到金陵書局編校刻印的基本流程包括：選擇底本和參校本、初校、發抄、複校、刻排、校樣、挖改修版、校樣、刷印裝訂。
金陵書局所發行之刊物
在校勘過程中，編校人員往往廣搜博取，如張文虎在校《爾雅》時，就先後參考《藝文類聚》、《玉篇》。一些大部頭的書，還設有總校和分校，並訂立校勘條例。如同治六年十一月，曾公計畫用聚珍版印顧炎武《肇域志》，底本是朱蘭提供的顧炎武手稿本，並由汪士鐸擬訂了「校編條例」，張文虎、成蓉鏡、劉恭冕、劉壽曾參與校勘。其中，張文虎校勘了貴州卷併發抄。同治七年三月，薛福成也看到過劉恭冕所校的部分。《汪梅村先生文集》中也收有《＜肇域志＞跋附校刻＜肇域志＞商例》。可見該書總校為汪士鐸，其他幾人為分校，並已部分發抄，但不知為何最終沒有印成。一般的書大多是一位編校人員始終其事。重要的書，會由不同的人員一起初校，或一人初校、另一人校樣。曾公平生最重禮學，就親自校勘了《儀禮》的樣本。此外，書局編校人員相互之間還就個人專長，請同仁代為校勘某書的部分篇章。如唐仁壽在校勘汲古閣本《漢書》、《晉書》時，就請精於天文的張文虎校勘《漢書》的《律曆志》《地理志》等，以及《晉書》的《律曆志》。張文虎所校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》和撰寫的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校刊劄記》更成為書局的經典之作。
書局之刻印活動
金陵書局與官府、私刻和學人交流頻繁，體現了書局刻書與晚清社會的多重互動。
金陵書局傳世作品
同治年間，金陵書局收購或受贈了一些私刻版片，可考的有9種書版。同治四年七月，張溥齋聽說李鴻章要開設書局刊刻五經，故致信莫友芝，言，欲售家刻《周禮》鄭玄注、《爾雅》郭璞注版片，以為進京盤纏。同治六年十二月，曾公購買了兩書之版片。同治七年五月，曾公復信朱蘭說：「《周禮》、《爾雅》補缺板均已補刻。」《五種遺規》是承自道光三十年歙縣洪氏版片，同治七年重修。據莫友芝《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、《春秋公羊傳解詁》為道光四年揚州汪氏問禮堂刻，同治二年魏源的侄子魏彥在上海購得版片，並增補《晉本校勘記》一卷刊行。之後，金陵書局題「同治五年七月金陵書局開雕」牌記印行，納入《十三經讀本》。此外，《五七言今體詩鈔》也是繼承嘉慶十三年版片，於同治五年八月重修。
在曾氏出資刊刻《船山遺書》的影響下，也有多人捐資在書局刻書，並由書局藏版印行。同治五年刻《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》是朱蘭請劉恭冕校勘，李鴻章捐俸在書局刊刻：「適延寶應劉叔俛茂才在幕，茂才以經學世其家，餘屬為校刊，經始於今年春，十月蕆事，爬梳抉摘，條分件系，始燦然可讀。時李少荃宮保方開書局於金陵，因將是書暨其夫婦詩集，節俸鋟諸板，俾少石終其事焉。」《浪語集》牌記題「同治辛未二月金陵書局開雕」。據孫衣言所撰序言，此書也是由李鴻章捐俸在書局刊刻，版歸孫衣言。還有《近思錄集注》，光緒元年由何璟出資刊刻，光緒十五年又由金陵書局印行。《聖門名字纂詁》則是由時在書局任編校的朱孔彰出資，在書局刊刻藏版。
光緒年間，曾國荃任兩江總督，由戶部出資，在金陵書局公刊了《禦纂七經》，以及《周易傳義音訓》、《書集傳音釋》、《詩集傳音釋》等11種書籍。這既有曾國荃的個人影響，也體現了朝廷對金陵書局的重視。同時，《禦纂七經》不在《官書局書目彙編》所收的江南書局發行書目中，則版片可能歸戶部了。而該書目中還列有《中興將帥別傳》、《吳學士文集》、《臨陣心法》等書，但牌記都題「江寧藩署」。這說明兩個問題：首先，板存金陵書局，由書局印刷發行；其次，結合其他未題牌記的情況，可以推論，金陵書局的牌記使用相對嚴格，本局出資、本局刻印、本局收版三具其二者，方才題書局牌記。
此外，還有兩種特殊的情況：一是書局出資為私人刊刻書籍。如同治十一年刊刻的丁晏撰《曹集銓評》。書局提調洪汝奎堅持「私家著述，弗應及」，意思就是不能公款為私人刻書，但曾公敬重丁晏，還是堅持由書局刊刻。二是個人集資請金陵書局刻工刊刻書籍。同治五年，楊仁山時在江寧工程局辦差，集資刊刻了魏源撰的《淨土四經》，書末有「金陵書局甘國有鐫板」字樣，被視為金陵刻經處首刊之書。光緒間又請刻工甘國有刊刻了《大乘起信論裂綱》《大乘起信論疏解彙集八種》。《總目》將《淨土四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裂綱》都著錄為金陵書局刻本，是不對的。
書局之傳播途徑
金陵書局刻印的書籍通行半個多世紀，與其他地方官書局共同成為傳統典籍、學術文化播揚的場域。
前清莫友芝前輩題寫的金陵書局匾額
贈書是一件雅事。曾公在同治六年先後將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《春秋公羊傳解詁》等各二十部，分送幕中諸友。尤其是在直隸總督任上，曾公多次向書局索要前四史，贈與諸樞庭要員和友人。同治八年，李善蘭收到曾公所贈的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後，復信說：「承惠大本兩《漢書》，照眼光明，汲古閣初印本殆不能及，感甚喜甚！雖千鎰之賜，不是過矣。」莫友芝在同治八年四月致信曾紀澤，言及曾公曾答應分贈諸友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》涇棉紙初印本，請其印好後給他和李鴻裔各一部。這些贈送的書一般都為初印或前幾批的刷印本，除了莫友芝提到的用紙不同外，曾公也針對贈送對象，就《史記》、《三國志》兩書提出不同的裝訂和版式要求：「《文選》一部其天地之長，兩邊釘處之闊，大約如此，僕因告縵雲、子密，雲『兩漢』當仿此刷之。然偶刷數部則可，太多則不相宜。不知目下已刷若干部，寄樞府之五部系用二十一串者乎？用十四串者乎？其餘贈送人書均以十一串者為適用。」（同治八年九月初七日《複洪汝奎》）這些贈予對象，集中在官員和學人，不僅聯絡了感情，也宣傳了書局，是同治年間金陵書局迅速擴大影響的口碑基礎。
同治六年五月，朝廷奏准江蘇學政鮑源深請各省刊書籍疏，頒發學校，培育人才。這是晚清地方官書局的主要功能。同治十年，時任江寧鹽法道的孫衣言請曾公在惜陰書院設「勸學官書局」，送存了金陵書局、湖北崇文書局、浙江書局、蘇州書局刻印書籍，備寒士閱讀。其他書院收藏官書局刻印者，有的上奏請求贈送，有的則直接購買。如光緒五年（1879）順天金臺書院成立時，順天府尹上奏朝廷，請撥金陵書局等官書局書籍；黃彭年在光緒年間任蓮池書院山長時，建萬卷樓藏書，請李鴻章撥專款購買各地官書局的藏書，《萬卷樓藏書總目》中有很多金陵書局刻印書籍。
晚清地方官書局的經費來源都是鹽務等閒款，所以經費隨地方財政的富餘程度，及當政者的支持力度，時多時少，沒有定數。同治六年，曾公就意識到書局發展會遇到經費問題。他要求周學濬在精刻精印的同時，「至賣價不妨略昂，取其贏餘，以為續刻它書之資」。薛福成在同治八年的日記中，記下了金陵書局不同印本的書價：「前、後《漢書》三十二本，重皮宣紙印者，本洋十八元；大料宣紙者，十三元；宣料半紙者十元；色紙者七元。《史記》廿本，價十一元、六元至四元二角止。《三國志》自四元五角至二元八角、二元止。《文選》自五元二角、三元二角至二元四角止。」這一定價長期變化不大。光緒七年《直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》中，記載的《漢書》《後漢書》四種用紙印本售價，分別只高出五錢、四錢、二錢、九錢。民國廿年《官書局書目彙編》收錄的售書目中，兩書的杭連紙印本售洋十七元，賽連紙印本售洋十八元八角六分。不同的用紙和定價反映出金陵書局對個性化需求的考慮。但金陵書局與眾多地方官書局一樣，都缺乏利潤觀念，自始至終也沒有實現自負盈虧。
綜上所述，金陵書局存世半個世紀，刻印書籍主要以傳統典籍為主，尤其是同治年間，在曾文正公的領導下，金陵書局彙集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名士，他們之間相互商討，精審校勘，為晚清書院教育和士子學人提供了一批佳本，奠定了金陵書局的聲譽。金陵書局與官方和民間、官員和士人有著廣泛的刻書與傳播互動，與其他地方官書局一起，共同為傳統典籍和學術文化的傳播做出了時代貢獻。
注釋：
① [清]蔣啟勳，[清]趙佑宸，修，[清]汪士鐸，等纂. 同治續纂江寧府志[M].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緒六年刻本，1991：49.
② [清]曾國藩全集•日記之四[M]. 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1：13.
③陳大康，整理. 張文虎日記 [M]. 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9：113-130.
④ [清]薛福成日記（上冊）[M]. 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4：7.
⑤ [清]汪士鐸. 汪梅村先生文集[M]. 清代詩文集彙編六一二冊影印光緒七年刊本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：531-533.
⑥ [清]顧炎武，撰，譚其驤，等點校. 肇域志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：7-8.
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.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[M].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6：349.
⑧陳大康，整理. 張文虎日記 [M]. 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9：272.
⑨張劍，張燕嬰，整理. 莫友芝全集•郘亭日記[M].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：263.
⑩曾國藩全集•書信之九[M]. 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1：415.
⑪ [清]李貽德.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[M].同治五年金陵書局刻本.
⑫ [清]張文虎.舒藝室雜著甲編[M].清代詩文集彙編六三〇冊影印光緒五年刻本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：335.
⑬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. 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[M]. 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5：367.
⑭ 張劍，張燕嬰，整理.郘亭書劄[M].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：708.
⑮ 曾國藩全集•書信之十[M].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1：4.
⑯ [清]莫祥芝，[清]甘紹盤，修；[清]汪士鐸，等纂. 同治上江兩縣誌[M].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同治十三年刊本，1991：206.
⑰ 趙連穩，韓修允.順天府尹在金臺書院文化傳播中的作用[J].北京理工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，2013（3）：140.
⑱ 曾國藩全集•書信之九[M].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1：309.
⑲ 薛福成.薛福成日記（上冊）[M].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4：53.
作者：朱寶元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4級博士研究生。